原创

你是乍见之欢,

孙中山一贯关注欧美时局,对这段历史知之甚详。他便对柯尔说:“你听过土耳其苏丹屠杀亚美尼亚人的事么?”柯尔点头,孙中山见他面露厌恶,知道这次算是赌对了,趁机说:“土耳其苏丹不喜欢基督徒,所以就对他们进行屠杀。其实我也是一样,我是中国的基督徒,希望能够在中国进行改革,可中国的皇帝敌视基督徒,所以指使爪牙来迫害我。你们同情亚美尼亚人,那么也应该同情境况相同的我才对。”
不独冰心女士如此,当时的人都觉得饶汉祥实在是个文章圣手。无论多猥琐的事,经他这么一排比铺张,俨然变得大义凛然起来;就算是坏事,也会让人觉得其情可悯。比如黎元洪请袁世凯杀武昌元勋张振武,后来舆论汹汹不能平复,他被迫通电全国进行解释,饶汉祥代黎写道:“洪与振威,相从患难,共守孤城,推食解衣,情同骨肉,乃恩深法驰,悖道寒盟,瘏口罔闻,剖心难谅,首义之士,忍为罪魁,同室弯弓,几酿巨祸,洪实凉德,于武何尤。”真是字字泣血,句句呕心,不知内幕者还真会为黎、张二人“推食解衣”的伟大革命情谊而感动。可见饶颠倒黑白的本事,不落痕迹,可比康圣人高竿儿多了。
丁日昌思忖再三,决定趁热打铁,跟各国领事和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作了一个约定,表示只要手续完备,可以有原则地允许他们设置埠内专线,但绝不允许他们把专线与国境外的国际电报海线相连接。这一招“以退为进”极见功力,洋人们本以为专线已不可得,惊见丁竟然法外开恩,欢喜还来不及,哪里还愿意去煞风景抗议“禁接海线”,赶紧没口子答应下来。
随后各国虽然文字有所不同,但都是以这个系统为基础来发展的。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日本国大皇帝好。中国与贵国唇齿相依,敦睦无嫌。月前忽有使馆书记被戕之事,正深惋惜,一面拿凶惩办间,而各国因民教仇杀,致疑朝廷袒民嫉教,进而攻占大沽炮台。于是兵衅遂开,大局益形纷扰。因思中外大势,东西并峙,而东方只我两国,支柱其间。彼称雄西土,虎视眈眈者,其注意岂独在中国哉?万一中国不支,恐贵国亦难独立。彼此休戚相关,亟应暂置小嫌,共维全局。为此开诚布臆,肫切致书。惟望大皇帝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希惠示德音。不胜激切翘企之至。同上。”
而陈宦这时候在作什么呢?他开始的时候确实不负袁氏所托,打起精神与护国军周旋,还颇打了几个胜仗。可全国局势逐渐有了变化,他就和所有善于揣摩上意的“聪明人”一样,开始犹豫了。他这几个月以来一直在关注全国局势,发觉袁氏已经不得人心之极,除了北京筹安会那一群人以外,没有人肯帮他说话。自己究竟还要不要效忠袁世凯呢?陈宦那个时候也充满了矛盾,派了人去四处去探其他督军的口风,自己却难以下定论。
惠斯通后来一直致力电报机的研发,在海底电缆、自动拍发等领域都做出了巨大贡献。1859年,他还曾受邀作为大西洋海底电缆的技术顾问。他与库克合作注册的电报机专利,给他带来的收益有30多万英镑,可谓名利双收。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所有的历史书上,都写着他是电报发明的前辈先驱,与摩利孙、查佩兄弟、许林格并列。电报发明者的荣誉,却与他失之交臂。
这些钻进了钱眼的家伙如此不上路,自然让上边的大佬很不开心,再加上这个行当的确是获利丰厚,又让人眼红不已。所以洋务派的泰山北斗李鸿章刚死,第二年接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就奏明朝廷,希望将电报收归国有,并很快获得了批准,袁世凯也随即被任命为电政大臣。
电报是个赚钱的行当,说是“金线”也不为过。各地督抚位高权重,自然不愿意把这个能生金蛋的鸡拱手交出。山东巡抚孙宝琦等人就上奏,反对将本省的分线交给邮传部管理。虽然最后在中央政府的压力下,“省电归部”政策得以执行,但是也埋下了不和的种子。
邮传部的政治职能,大致相当于我国建国初期交通部和邮电部的合体(邮电部98年改名信息产业部,08年改称工业和信息化部,其政府职能亦随之有所变化),它的前身,就是我们屡次提到的,由盛宣怀主持开办的电报总局。
他甫一就任苏松太道,就先干了件大事。当时太平天国已经灭亡,戈登率领的常胜军无所事事,在上海整天晃悠。朝廷怕尾大不掉,让他设法遣裁。丁日昌二话不说,捋起袖子就上,跟英国折冲几次,竟说服了英国人发出遣裁文书,调戈登回国。可裁撤在英国总领事巴夏礼这里碰了钉子。
这封译稿出自日本外务省的一位牛人中田敬义。他是个中国通,外务省汉语学所的高材生,精通官话、上海话和闽南语,华文水准高到可以和中国大儒作诗唱酬,还曾写过《明治初期的支那语》等一系列汉语学习名著。这次日清谈判中,他也是作为日方代表之一出席。
在建立电报总局的同时,盛宣怀还在天津开办电报学堂,聘请丹麦人博尔森和克利钦生为教师。一开始的时候,电报学堂是由电报总局这个企业负担其费用的。为了提高学堂的政治地位,鼓励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盛宣怀提议学堂应由朝廷的名义开办,由朝廷提供办学经费。他对李鸿章说:“学生俟到局派事之后,薪水由本局开支,所有设立学堂经费系为国家造人才起见,应在军饷内开支,免在商本内归还”,也得到了李鸿章的首肯。这一举措,变电报学堂的性质由原来的民办为官办、私设为正式,吸引了更多的好苗子前来进修。后来,电报学堂还在上海等地开枝散叶,着实培养出了一批人才,比如曾设计国民党青天白日旗的广州起义烈士陆皓东、民国驻英公使刘玉麟都是从电报学堂毕业的。
邵飘萍一生坚持新闻自由,认为记者和报纸是超越政治的,所以从不屈从政治压力,想报道什么就报道什么,以直言不讳的社论而著称,骨头极硬。郭松龄反叛张作霖的时候,邵飘萍十分欣赏郭,发表了不少社论表示支持。张作霖派人送去30万大洋,企图收买他,邵丝毫不为所动,直接把钱摔出了门,说就算被枪毙了也不怕。
中国传统称太子为“储君”,也叫“储贰”或者“储副”。黎元洪当选副总统以后,他给袁世凯回了一封感谢通电。饶汉祥大概是觉得副总统这名字太白,不够文雅,就从古籍里挑出一个词来,在电稿里称“元洪位备储贰”,哄传一时。没法儿不哄,他这一“储贰”,把堂堂中华民国的副总统当成了总统的“太子”——别说那时候袁世凯还只是个不能世袭的大总统,就算后来称了帝,太子之位尚有袁克定呐。
既然知道了电报的价格,咱们就来算算发一通电费赀几何。

进入北洋系统之后,盛宣怀被李鸿章委任为派委行营内文案,兼任营务处会办,相当于李的机要秘书。在这个位置上,盛宣怀干得很出色,他的文笔既快且好,传说一日可达万言。人事也处得不错,和李鸿章麾下淮军大将郭松林、周盛传等人关系很好。一年多后,盛宣怀被保升知府,升道员,赏二品花翎顶戴,升迁的速度可以说是相当惊人了。
不得不说,“官督商办”这一招在中国电报事业的前期发展中,是起了不可磨灭甚至是决定性的促进作用的。不但解决了资金匮乏的根本问题,而且商人们灵活先进的管理、经营,也不是官僚机构所能比拟的。从光绪八年(1882)三月初一日起,短短两年间,8万两的初始资本膨胀了10倍,到了光绪二十五年(1899),资本总额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20万元。
第一次电报试验设在了伦敦火车站,长度是2.4公里,从休斯顿站一直连接到卡姆登镇。在众多社会名流注视一下,库克成功地给惠斯通发去了一封电报,五分钟后得到了对方回复,大获成功。虽然实验成功了,但可惜这一次试验并没有引起铁路当局的太大兴趣,只当它是个小玩具。惠斯通因此有点心灰意冷,好在库克深具商人头脑,一直多方游说,不肯放弃。到了1839年,他们终于得到许可和一位爵士的慷慨投资,从帕丁顿修了一条电报线路到西德雷顿,后来在1941年又延伸到了斯劳站,全长大约25公里。理论上每分钟可以把15段信号传输至28万公里之外。
有独无偶,民国十五年北伐,何应钦攻闽大胜,国民党中央妇女部致电祝贺,用的是白话,却长达千余字,几可以与饶汉祥等量齐观,其开头说“我们接到你们的电报,知道了你们在峰市永定松口一带,打了前所未有的大胜仗,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好消息,真是欢喜,十二万分的欢喜,因为……”后面全是大段感慨,何应钦的电务员花了好长时间才翻完,累得眼冒金星。这位电稿撰写者,可谓是白话饶汉祥。
陆荣廷此人善观风色,他先是支持袁世凯登基,在他的势力范围广西内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后来见情势不对,又反噬一口,通电全国宣布倒袁。
这份通电是篇奇文,它最著名的两个特点是:行文上辞藻斐然,逻辑上胡说八道。两者都被康圣人发挥到了极致。比如谈到前清覆亡,康圣人说“劝惟治国犹之治病,必先洞其症结,而后攻达易为功;卫国犹之卫身,必先定其心君,而后清宁可长保”,用的是诸葛亮舌战张昭那套“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以饮”的理论,对清季腐朽乱象不置一辞;谈到国家体制,他又搬出杨度那一套——“何如摒除党见,改建一巩固帝国,以竞存于列强之间,此义近为东西各国所主张,全球几无异议”。尤其是“全球几无异议”六字,实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陈宦之所以来找自己这位老师,除了因为骆成骧名气大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骆成骧当初在辛亥革命的境况与他很相似,都是故主恩重,形势迫人。当时革命风起云涌,清廷已是岌岌可危。骆成骧一方面签名联署劝清廷逊为位,表明立场;一方面他又禁止自己家人参与革命,说“清政久失人望,不免于亡,予岂不知?然革命事业,人可为,汝不可为,以吾家所受知遇,非众比也!”以表示自己顾念旧恩。他的这种举动虽被许多激进革命党人嘲讽,却颇赢得老百姓和社会舆论的赞同,都说他知恩图报,公私分明。
条约虽然签定,但毕竟地方的督抚们不能代表清朝中央政府,也没有外交权,这份条约是没有任何公法效力的。盛宣怀的好友,《新闻报》老板卡尔文·弗格森在签字当天还问他:“今日定约,倘贵国大皇帝又有旨来杀洋人,遵旨否?”所以3天后,一直被督抚们压着没有公开宣布的《宣战诏书》突然在上海被公布,又引起了很多人的震动和猜疑。
当时他的提案一共有三个:“一、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二、大中学校在抗战期间禁放暑假;三、长衣马褂限期废除以振我民族雄武精神。”
尽管四码法解决了中文电报的问题,但四个编码一个汉字,效率还是比较低。尤其是当时电报线路都由洋人把持,收发的费用都极其昂贵。当时电报的费用往往一个字就得数两白银。为此清廷曾经专门下令,让各级官员没紧急的事就别发电奏、电牍,就算发也尽量长话短说,什么我主万岁、乞伏太皇太后圣安、惶恐顿首之类的客套话都一概免去。
大北公司被盛宣怀玩退了,中国电报局乘胜追击,其余诸线传檄而定。盛宣怀杀得性起,甚至一路追杀到香港,不知用什么办法说服港督弃置港英当局架设的新安线,以中国线路代替,并在九龙设了中国电报局的分号。
慈禧随即想,列强之中最强的,无过于英吉利国。何况英吉利国当时是女王当政,或许能与慈禧有些共同语言,便给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也发去一封电报:
一直到开尔文勋爵(又名威廉·汤姆逊)改进了无定向反射电流计、发现了正负电流发报规律,电报的传输速度才有了提高。后来经过科学家不懈努力,这个技术难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但成本仍旧相当高昂。
不知道那些议员如果知道这封密电还是袁大总统亲自操刀辛辛苦苦翻译的,是否会稍微宽宥一二。民国电文虽多,像这封由一国总统亲手译成的,却是极少见。从这一件事可以看出,密电翻译,委实干系重大,不可不慎。
在建立电报总局的同时,盛宣怀还在天津开办电报学堂,聘请丹麦人博尔森和克利钦生为教师。一开始的时候,电报学堂是由电报总局这个企业负担其费用的。为了提高学堂的政治地位,鼓励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盛宣怀提议学堂应由朝廷的名义开办,由朝廷提供办学经费。他对李鸿章说:“学生俟到局派事之后,薪水由本局开支,所有设立学堂经费系为国家造人才起见,应在军饷内开支,免在商本内归还”,也得到了李鸿章的首肯。这一举措,变电报学堂的性质由原来的民办为官办、私设为正式,吸引了更多的好苗子前来进修。后来,电报学堂还在上海等地开枝散叶,着实培养出了一批人才,比如曾设计国民党青天白日旗的广州起义烈士陆皓东、民国驻英公使刘玉麟都是从电报学堂毕业的。
可见丁日昌有勇有谋,惯于用洋人的规矩压迫洋人,整了你还让你说不出话来。碰上这么一号内外通吃的强人,巴夏礼尚且走不过几回合,雷诺一介小小洋行的经理,下场可想而知。
光绪皇帝虽非明君,这点政治嗅觉还是有的。光绪曾经颁给过杨锐一纸衣带诏,其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它?”足见这位皇帝对于未来的态度已经相当悲观。尽管谭嗣同建议说可以拉拢袁世凯作为靠山,光绪仍旧心绪不安。他唯恐压在头上的“老佛爷”突然翻脸砸下来,让自己这一派全军覆没,于是便作了两手准备:一方面连续召见袁世凯,极力笼络;一方面又下旨派康有为前往上海,名义上是督办《时务报》,其实是有意想让这位康圣人离开北京这个龙潭虎穴,留下维新派的一点骨血。康有为开始坚决不走,光绪皇帝再三催促,甚至在托林旭转交的密诏里都说出了“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这种露骨的话出来,可见局势之危急。
左、胡两人得知此消息后,憾恨不已。但即便位高如左宗棠、老练如胡雪岩这个时候也没有意识到,盛宣怀入主电报局以后,将会给他们造成多么沉痛的打击。
这个神来之笔,最后却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起事之初,很多奉军将领追随郭松龄,正是因为郭在讨伐通电里打出少帅旗号,让他们感到师出有名。当奉郭二军夹辽河对峙的时候,张学良亲赴前线督军平叛。自己倡言拥戴的对象,却成了对阵中的敌手,这对郭军真是莫大的讽刺。
康有为当晚直接在塘沽下了车,他订的是海晏号客轮,上了船以后,康有为被告之因为机械故障,要第二天下午四点才能启航。这条船归中国轮船招商局管,康有为唯恐船上有荣禄的耳目,索性下了船,在码头附近的旅馆住了一宿。第二天,也就是9月21日,他绕过招商局的轮次,特意选了一条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重庆号,于上午11点离开塘沽码头。

他们的观感,基本上可以代表那一个时代中国人对电报的全部想象。正是这一点惊异,逐渐牵引着电报这种西洋的“奇技淫巧”融入时代的脉络,融入国人的生活,与历史进程密切相连,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

当然,这不是真事,只是我为了叙述方便而设计的一个历史场景,但也并非无本可据。历史上蔡锷确实和梁启超有过类似的来往。袁世凯称帝的时候,怀疑蔡锷要对他不利,派人搜查过蔡将军在北京的居所,目的就是为了找出他所使用的电报密码本。结果一无所获,因为蔡锷生性机警,那几十本密码早就藏到了天津梁启超家的枕头底下。

李鸿章的这封电报通电全国后,东南各地督抚松了一口气,反正天塌下来有更高的顶着了。配合李鸿章的行动,盛宣怀接连给张之洞、刘坤一去了急电,提出了“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的具体措施。张、刘复电表示同意,“东南互保”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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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评论

Comments

王磊林
堪嗟梦不由人做。
透支旳柔情

有木有人和我一样;

高琼琼
生活的下一秒发生什么
爱我
请保持一颗富有幻想力的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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